此诗分两层,押两个韵部。第一层押仄韵,以沉重的笔触写戍边健儿在城上受苦寒的情景,但诗人没有立即将笔触集中到健儿身上,而是从环境、气候入手:“城外萧萧北风起。”“城外”二字展现出一个开阔而又无险可凭的地带,带出一片阴凉的氛围。城外的北风,卷地而起,大雪纷飞,气温骤然下降。此处以“萧萧”形容风声,不仅写出了风之大、风之猛烈,而且渲染了萧条之象、肃杀之气,与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之“萧萧”颇相似。这是从远处落墨,从城外写起,接着由远及近,由城外写到城上,故第二句便是“城上健儿吹落耳”。凡是稍有生活常识的人,都知道在北风中站立或行进,两耳受袭击最大,也最觉寒冷。岑参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中说的
刘基在年轻时即向往成为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,且在元末就曾参与实际政治、军事活动,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欲望,但因元朝统治者的腐败,不能采纳他的政见,甚至受到压制和排斥,曾被羁管于绍兴,当然使他大失所望,深感不满。终于由哀时愤世,进而以锋利的笔触,对现实进行揭露和讽刺。这首新题乐府诗《北风行》,即为揭示元末官兵苦乐悬殊的矛盾而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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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往来南北,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,问道于盲。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,往往言心言性,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
命与仁,夫子之所罕言也;性与天道,子贡之所未得闻也。性命之理,著之《易传》,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,则曰:“行己有耻”;其为学,则曰:“好古敏求”;其与门弟子言,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,而但曰:“允执其中,四海困穷,天禄永终。”呜呼!圣人之所以为学者,何其平易而可循也!故曰:“下学而上达。”颜子之几乎圣也,犹曰:“博我以文。”其告哀公也,明善之功,先之以博学。自曾子而下,笃实无若子夏,而其言仁也,则曰: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。”今之君子则不然,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,“譬诸草木,区以别矣”,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,舍多学而识,以求一贯之方,置四海之困穷不言,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,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,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,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孟子一书,言心言性,亦谆谆矣,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。周霄、彭更之所问,与孟子之所答者,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间。以伊尹之元圣,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,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。伯夷、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,而其同者,则以“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不为”。是故性也,命也,天也,夫子之所罕言,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;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辨,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,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,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,未之有也;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,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,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?曰:“博学于文”,曰: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,皆学之事也;自子臣弟友以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之间,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!不耻恶衣恶食,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,故曰:“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。”
呜呼!士而不先言耻,则为无本之人;非好古而多闻,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,而讲空虚之学,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,非愚之所敢言也,且以区区之见,私诸同志,而求起予。